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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浙江新论丨进一步提高高校科技创新水平

2019-05-27 陈建孟 

原文报道链接:浙江新论丨进一步提高高校科技创新水平

http://zjrb.zjol.com.cn/html/2019-05/27/content_3232941.htm?div=-1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地区发展与繁荣的“动力源”和“加油站”。浙江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在“两个高水平”建设征程中,更加需要高校的人才支撑、智力服务和创新赋能。伟大时代的召唤为浙江高等教育发挥优势、谱写科技创新浙江新篇章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一、多环节共生,形成科技创新链的浙江特色

当前,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不断升级,科技创新呈现国家化特征的趋势,即在科技创新中赋予国家意志,这是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突破的一种重要范式。面对新形势,我省已对科技创新进行了全方位布局,高校也积极谋划在符合浙江发展需求的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关键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省委书记车俊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省教育大会上号召“全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协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高校如何打通这个渠道?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大学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瞄准科学前沿,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是“顶天”;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应用研究,充分考虑学术界与企业界的连接,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是“立地”。高校作为成果供给方,要对成果转化的过程、条件和路径加以研究,还要对社会需求的心理与预期加以研判,努力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应用研究到转化研究的互动与循环,这就是“多环节共生”,实质是重塑大学科学研究的创新之链,提升大学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其意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处理好应用研究“今天”和基础研究“明天”的关系;二是有利于科研成果呈现指数增长;三是有利于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高效完成由“知识成果”到“财富硕果”的变现。

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转化研究而言,高校多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而忽视转化研究这个环节。在这方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转化研究模式值得借鉴,其OTL转化模式包括发明披露、技术评估、专利申请、成果营销、许可谈判和收益分配等程序,而最后的收益分配环节能让不同的主体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这就意味着,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大学还应导入必要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现代大学的运营者,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这样,高校内部“多环节共生”的合力,以及“科学家+企业家”的运作,有利于形成科技创新链的鲜明浙江特色。

二、多学科融合,筑就协同创新的浙江之路

多学科融合是指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间交叉渗透、互相支撑。当前,浙江正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科技问题呈现出愈来愈综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前沿的特征,这就倒逼高校必须走多学科融合之路,从单一走向交叉、从分散走向综合,加快提升解决科技创新大问题、大瓶颈和服务“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核心能力。

多学科融合,分两个层面:一是高校内部的多学科融合。总体来看,目前学校对学科的管理形式,一般为垂直管理的纵向模式,即“学校—学院—学科(系、所)”。这种直线型的垂直管理结构的优点是层级清晰、职责分明,缺点是学科分割、协作困难。理想的管理结构应该是,采取纵向垂直管理模式的同时又能打破组织壁垒和制度隔阂,以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设置具有综合性、交叉性、集成性乃至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垂直管理与横向平台相结合的矩阵式组织模式,从而有效提升高校解决科技创新重大与前沿问题的核心能力。比如,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瞄准气候变化、健康、新能源等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将多学科融合作为学校建设发展的引领性理念,一方面建立垂直管理体系,设置工程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商学院等四个学院;另一方面又建立一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这种组织模式虚实结合,能够快速响应重大科技协同创新需求,提升学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

二是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多学科融合。比如,浙江海洋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围绕绿色石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校际多学科合作,旨在助推区域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化学科布局,在新兴、交叉领域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又如,浙江大学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共同建立应用数据科学联合实验室,通过跨国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推动全球前沿科学的发展与创新。

今日的浙江已进入向更高层次跃升的新阶段,高校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引领浙江创新发展的新经济、新业态走多学科融合之路;另一方面,高校还应树立雄心壮志,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科技前沿,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开展广泛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实施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和国际协同,在一些重大学科领域形成不可替代性,筑就协同创新的浙江之路。

三、多要素驱动,构建“产学研+”的浙江模式

袁家军省长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进“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产学研合作能否最终成功,关键是要“跳出科研看科研,跳出科研发展科研”,必须实现各类创新主体、各种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硅谷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多要素驱动成功范例,其特点是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产品,形成高科技综合体。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是政策引导者,高校是创新源、人才库,高科技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载体,科技金融及中介服务是成果转化的助推器,多种要素的协同和融合迸发了强劲的创新动力,硅谷也因此成为全球争相模仿的创新标杆。

高校在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的高校群所形成的“公共知识池”及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些高校围绕重点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进行科技创新,成为当地企业的创新源,带动了行业的创新发展;而都市区的产业集聚,也反哺并促进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政府引导性投入撬动社会投入,吸引风险资本,发挥科技中介组织的桥梁作用,推动企业与高校的有效匹配和深度协作。只有校企以解决“卡脖子”难题为目标,共同应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让“有知识的人”和“用知识的人”形成合力,才能占领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为此,我们相信“十联动”将构建一种“产学研+”的浙江模式。

作为舟山唯一的本科高校,浙江海洋大学地处四大国家战略交汇地。习近平同志曾两次来该校视察,指示“要办好海洋大学,结合海洋经济办好教学科研,走产学研合作之路,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是我们办学的根本遵循。学校坚持“把论文写在大海上”,深化“产学研+”,全面对接“蓝色粮仓”“智慧海洋”“绿色石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13项。最近,学校与舟山市政府即将启动市校合作“三大产业”提升发展行动计划。在办学上拆除藩篱,鼓励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在对虾人工养殖、深水网箱、金枪鱼加工等领域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全部实现产业化,很好地诠释了“产学研+”的浙江模式。

四、多文化碰撞,营造科技创新的浙江氛围

无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成果转化,都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因为它们关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和一个产业的未来。因此,不仅需要“多环节共生”“多学科融合”“多要素驱动”,还需要激发创新的持续热情,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我们常说,事业平台比经济利益更重要,文化氛围比奖励政策更宝贵。硅谷之所以能吸引全球顶尖的高科技人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多种创新文化在这里交汇。支撑其成为创新标杆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创新文化就有差异,前者更注重应用性,后者则更强调学术性,两种创新文化相互竞争、交相辉映。

浙江要着力打造创新天堂,成为全世界最适宜科技创新的诗意栖居地,成为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休闲文化与竞争文化共存、碰撞的创新高地。对于科技创新,这里允许失败、允许“乌托邦”式的遐想,这里弥漫着兼容并包的文化气息,将成为科技创新的理想家园,从而形成强烈的磁吸效应,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精英,这就是孕育创新文化的浙江氛围。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中心”的每一次重大转移的背后都有着高等教育的强大支撑。通过高教强省战略的实施,浙江在未来必将成为中国“科学中心”之一。为此,浙江高等教育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浙江海洋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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