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上午，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主任黄建钢教授办公室举办了2020年第二期暨2019—2020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期主题为“马列主义中有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吗？”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周末智库沙龙”（CZZC•SZS）。沙龙由黄建钢主任主持，特别邀请了浙江海洋大学1979级校友、自由学者王政先生主讲，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技学院张发平老师，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永辉博士，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助理、CZZC海洋文明城市研究所郑健所长参与了这次“头脑风暴”和“发散性思维”。

王政认为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的被接受是历史和文化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关键之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性，《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者自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不仅感动了当时的中国人，也震动了当时西方列强，使大量的探索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投入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探索；二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一样都是无神论者；三是中国传统思维提倡“知行合一”，截然不同于西方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思维，却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维不谋而合，从而发展出“理念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后续理论。王政觉得：有必要对马克思等革命领袖、理论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探索：马克思等人在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是否接触过中华传统文化、有没有吸收过或者吸收过多少进行探讨，以求得更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与中国实际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相结合。

张发平指出，任何学术研究首先是区分即划出研究对象的边界，避免大而化之的谈论。就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影响而言，就是要看看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特性和特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对它究竟有没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张发平认为，从思维方式看，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实用性和实践性。这是区分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曾指出，中国思维是自然思维，陶醉于大自然。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伟大改造，其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特征。马克思的“实践观”特指一种物质生产的实践。中华文化这一思维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维基础。其次，中华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思维，一种注重“和”的文化，强调求同存异。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包括不同于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但二者又具有很多共同性，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完善的理想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包含变革、进取在其中的创新又是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性格特点。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史，不是在不断地调适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在不断地创新自己的体制机制。正是由于这种创新的特性，才使中国封建制度持续了二三千年之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断地创新当中。创新是他的全部哲学内涵。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虽然“创新”的概念还没有，但他的“革命”和“斗争”的实质就是“创新”。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理论中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创新学说这个真理的原因。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就是所谓的批判、革命、否定、建设和发展。唯物辩证法从来不承认绝对，创新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创新是马克思的一生追求，不仅在推翻资本主义方面创新地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个生力军，而且还创新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一生奋斗的目标。诸如此类，表明中华文化具有的特点和特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为适宜的土壤和氛围。

张永辉博士认为，相对中国哲学而言，西方哲学对“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研究较少。中国自古就重视道德伦理的阐发，从西周的周公到春秋的孔子以及中国儒家文化都是以道德说教为主体的，孔子的《论语》整个说来就是一部伦理规范。而道德伦理问题又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直接相关的，这恰好说明了中国自古就是重视实践的。而纵观西方哲学，关于道德伦理问题，除了亚里士多德、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以及德国古典时期的康德和黑格尔有过相关的论述外，其他哲学家涉及的并不多，道德伦理一直未进入哲学研究的中心地带，虽然到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对实践以及与之相关道德伦理问题有一定的论述，但他们所说的实践更多是抽象的实践，不如说是精神实践。再加上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集中在认识论方面，所以对道德伦理的研究也更多地是从认识论出发的，这和西方哲学重认识轻实践的传统理念分不开的。而中国哲学的实践观总体上则属于具体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哲学，正好与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理念不谋而合。

郑健认为，要注意区别“实用性”与“实践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践行，而且实践的主体往往不是个人，而是掌握了理论的群众和人民。理论的产生或创立，需要实验、试验过程，理论的发展又需要新的实践的检验。“走一步看一步”，最多是试探性的，连实验、试验都谈不上。中国传统文化有“知行合一”的认知，更多地侧重于个人修身的道德层面。当然，“知行合一”的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或许提供了一定的“气候”条件，但要防止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与实践不同，实用往往只适合特殊的个体，并具有偶然性。实践更多地带有普适性和必然性，因而它具备“检验真理”的标准性。

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黄建钢博士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直接材料，但当时欧洲已经有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影响的氛围——《马可波罗游记》风靡欧洲，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太极八卦图的介绍和运用、英国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共产党宣言》之前的1840年就已经对中国打了鸦片战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观点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几乎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西方的传统思维中是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概念和方式的。那么，马列主义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要从它们的哲学思维当中找到答案。在它们的哲学思维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基因。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维特点在西方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所以，马列主义的思维一定是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一个理论和思想的能够被传播和接受都是跟接受理论和思想的地方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的。如果马列主义里面没有传统文化东西的话，中国就不可能这么大规模地传播和实现马列主义。这其实也是可以反推的。同时，还要看到，如同我们都是父母双方结合的结果一样，工业革命其实原则上也是受中华传统文化思维影响的结果。中华文化具有的整体性思维并不是一种分析性思维。但近代西方的整体性思维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思维的照搬，而是与它们分析性思维结合的一种结果，进而成为了一种整体的、有机的、综合的和合作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又诞生了工业革命，又由工业经济形成了工业社会。工业的生产方式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才能形成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强调一种合作和整体的布局和方式。如果再把“生态”放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里去，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以，我还是认为，在马、恩、列、斯的思维中还是有中华传统文化思维的。但这种选择不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和社会的选择。永辉博士曾经告诉过我，马克思曾经在1848年的前五年中他的思想发生过一种质的飞跃式的发展。按照现在的说法，基本是一种75度角的发展——几乎是一种垂直的提升，升到了一个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发展？他是对西方前面各种思想和思潮的综合。综合思维是一种出大家的思维。西方的传统思维，一直到现在的主流思维都是分门别类的思维。但马克思的思维就是综合性的。只有综合思维才能形成思想大家、政治大家和事业大家。

参加沙龙的专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德国古典哲学再回顾到古希腊哲学思维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维认为，从现有掌握的资料看，确实还看不出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列主义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从思维方式看，主要是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维在欧洲来说是对欧洲思维的一种异化甚至异端，比如辨证的思维，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设计思维，理论联系实践的思维，整体和综合的思维，等等。其实，这些思维在现在的欧洲基本上也还属于“异端邪说”。但这些思维其实又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思维的基本特征。西方哲学重认知，中国哲学重事功，马克思主义重实践。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研究领域主要局限在认识论，而中国哲学自古就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还不被接受，但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实践和实现的形式的原因。

这是一次纯粹的理论沙龙。它的话题来自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现实中很多问题虽然表象看都是能力问题和科学技术问题，其实实质都是思维问题和理论问题。理论困惑和思想困惑其实才是人的本质困惑。作为智库，CZZC不仅要发散对策和政策问题，更要风暴思想和理论问题。这次沙龙虽然参与专家少，但头脑风暴狂风暴雨，探讨问题深刻深邃。这篇报道还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