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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海客谈》第四十七期邀请到了嵊泗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马海龙，他提出纪委要做党员干部可亲可敬的娘家人。原文回顾：《海客谈︱严管+厚爱：做党员干部可亲可敬的娘家人》。

本期与我们探讨舟山发展的是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秦良杰。 

本期嘉宾：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秦良杰

自上世纪30年代著名导演蔡楚生的杰作《渔光曲》问世以来，舟山风光就不断出现在各种题材与类型的影视创作中。

从辨识度的高低来说，这些舟山影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符号出现的海岛风光和渔家风情，其故事环境并未被特别指出是在舟山，画面和台词中也不出现具体地名，一般观众无从辨识影像是否来自舟山；第二类则是明确无误出现舟山地名和地理标志，辨识度较高，舟山形象得以体现。

围绕这两种类型的影视创作，舟山应从城市形象整体营销的战略角度出发，具体参与影像制作的策划、制作、传播各个环节，达到内涵提升的目的。 

一、积极的营销意识应灌注影视生产、传播全过程

由韩寒编导的《后会无期》为主要外景地——舟山东极岛的旅游产业再添一把火，短期内上岛人数激增，令当地旅游接待系统承载巨大压力，以至于韩寒不得不在媒体上露面，呼吁为过热的东极旅游“降温”。 

如何利用影视产生的周边效应持续为城市各项事业发展助力？ 

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制作舟山影视地图，统一宣传营销。截至目前，在舟山拍摄的影视作品已逾30部，却迄今没有一张电影地图，哪部电影哪些场面在什么地方取过景，随着电影下映而淡出记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电影《玉色蝴蝶》（1979）中，留日学生告别妻子回到祖国，有一幕码头送行的画面拍摄地在沈家门。青石路，木板房，到底是哪条街拍的，现在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已无迹可循。《归宿》（1981）反映入台老兵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有些海洋景观在舟山取景，具体位置在哪里，如今也不甚明了。如果有一张电影地图作今昔对比，效果完全不一样。 

其次，针对影视作品拍摄前、中、后阶段性特征，制定不同的营销工作方案。平时，政府在职能部门内部可以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为影视拍摄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旦有剧组上岛，就即刻组建领导小组，为影视拍摄提供方便。还可以事先同剧组签订协议，在摄制完成后接受部分道具、服装捐赠，置于主题酒吧或保存于合适的展馆等单位，对电影粉丝、追星一族未尝不是一种吸引力。有些电影可以趁着热度出书，邀请剧组和作者将发布地点定到舟山，等等，用各种方式来为影视旅游保温。 

再次，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与影视制作方沟通、协商，把舟山传统文化植进影视作品，而不是仅仅让海洋风光走进画面。 

二、挖掘人文地理资源 构建城市认同

本土电视方面，与地方新闻和生活服务类节目相较而言，人文地理类节目内容最具传播和商业化价值。舟山电视台曾有一档《海边人家》栏目，以其人文品格成为真正的精品栏目。它打开城市一条条褶皱，不求大喜大悲、大鸣大放、骤欢骤怒、倏然绽放，只求温存呈现舟山生活中亦喜亦悲、心平气和、执着坚忍、温暖美好一面，意义早已超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海边”与“人家”两个单词是该栏目的既定边界：凸现海岛特色，又要走亲民、家常路线。对此，栏目编导表述为“‘感动我’一直是他们选择题材的标准”。 

进入新区时代，舟山面临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在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都在发生急遽变化的时刻，像《海边人家》这类栏目将如何调整定位，固守自己的价值和特色，更好地呵护乡土文明、传达人文舟山的底蕴？ 

笔者提出三个侧重点：首先是构建城市认同。在飞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最容易丢失的就是自己的“根”。失却来路，不知去路，是很多城市在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极易引发居民对城市的认同危机。在这方面大众媒介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参与建设和营销城市的文化形象，展示城市宜居、友好的生活氛围，应该成为《海边人家》的价值定位。 

其次是体现人文精神。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编辑还是出镜记者，都应体现尊重和平等的理念，做好观众的代言人，代表观众去记录、去跟踪、去发问、去拍摄、去思考，在这里，平等和尊重体现出的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相反，如果在采访中采用审问式提问，为追求效果有意触及对方的隐私，在采访时喧宾夺主，或者较多采用俯拍镜头，都会损害被采访者。这就要求制作过程中以一颗好奇心、同情心、平等心去表现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第三，坚持记录底层生活。《海边人家》关注底层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电视新闻和生活服务类节目，它也反映底层百姓的艰辛生活乃至维权抗争，但它不应做政策解读和法律引导，而是以同情和关注的姿态客观记录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痛苦和不满，希望与失望。 

这种底层记录，应切实成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正如此前播出的《红旗邮路》中两代乡邮员的人生百味。纪录片绝非献爱心的形式，制作者的情感与判断，应该隐匿在影像背后。对于他们的缺陷和弱点，不必“炒作”，不必放大，要客观、善意地反映，这样才能引导社会公众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理解他们、容忍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