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阮（1140~1208年），字南卿，一名元隆，号义丰，自称玉局先生，南宋江州德安（今九江德安县）人。王阮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自此踏上仕途，晚年归隐庐山。

“妄意弦歌学子游，迄无三异比中牟。丁宁今夜东风雨，添起潮头急去休。”宋绍熙元年（1190年），任期满三年即将离开昌国县（今舟山）的王阮提笔写下《留别昌国五首》，这是其一。诗中“迄无三异”出自汉朝鲁恭典故。鲁恭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4年）任中牟县令，他着重以道德风尚感化人，不依靠刑罚命令惩治人，尽量说服，使犯法者自感愧悔，深受人民爱戴。

《后汉书》卷二十五《鲁恭传》记载，鲁恭拜中牟令时有“虫不犯境”“化及鸟兽”“竖子有仁心”三异。王阮诗中说“迄无三异”，是隐含对自身功绩的谦逊反思，也是希望并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

那么在昌国县任职的三年，王阮是否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呢？

行路不止，抒胸中之愁

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载县令题名云：“王阮，承议郎，淳熙十五年到任。”在这之前，王阮历任过南康都昌（今江西都昌）主簿、永州（今湖南零陵）教授，新昌县令（今江西宜丰）。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时年48岁的王阮来到昌国县（今舟山），开始了他的又一段任职生涯。

初到昌国的王阮，深感压力很大。这在他《宿祖印寺》诗中有所流露。

下马杉松石径幽，暗泉一带抱山流。

长廊隐隐丹青古，香雾蒙蒙日夜浮。

缺月有情还委照，覊人无语独登楼。

急呼老瓦招欢伯，为洗胸中万斛愁。

祖印寺位于昌国县衙前面。诗中描绘了寺庙的宁静致远、深远的历史底蕴以及旺盛的香火。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有沉醉于寺庙的景致中，此刻的他急需一碗“欢伯”（酒的别称）来洗尽胸中的“万斛愁”。

他愁什么呢？可从王阮的《昌国偶成》窥知一二：

诸行皆山可夜驰，海中昌国力难施。

风潮阻渡由天地，期会申严限日时。

愿以老身从此免，忍将人命逼诸危。

交门山下须臾死，肉食诸公知不知。

这首诗正写出了他的深重愁绪。

从诗句中能感受到王阮愁的是“风浪、潮汐使得海上航行充满危险；自然灾害，使得民众的苦难难以解决；还有沉重的劳役和官府的严厉命令使得民众的生命岌岌可危；然而那些高官厚禄者，他们不理解民间疾苦，不关心民众的苦难，对此漠不关心”。举杯消愁愁更愁，此刻王阮需要行动起来，他决心让昌国的百姓安居乐业，物丰邦宁，以消万斛愁。

于是在上任后，王阮积极深入基层一线，广泛接触民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曾多次乘坐小船，来到衢山岛，下乡劝农，并在吉祥寺作了首诗——《劝农题吉祥寺》：“傍石寻幽径，穷源得梵城。潮声四面合，山色一团清。农合巡门劝，僧烦倒屣迎。明年吾更健，来此伴中耕。”

衢山距离本岛很远，岱衢洋风急浪高。王阮不辞辛苦，挨家挨户走访，深入了解农民的困难，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春耕春种的忙碌之中，充分显示了他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

求降甘霖，解百姓之苦

在王阮任昌国知县期间，该地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昌国县的岛屿大多远离大陆，依赖自然降雨，一旦发生旱情，只能通过船只从镇海（今宁波）运水至昌国，这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地民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面对自然灾害，作为知县的王阮感到无能为力。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亲自带领手下官员前往普陀山的宝陀寺，向观音菩萨祈求降雨，希望得到神灵的庇护。王阮祈雨时的心境可在诗作《普陀山观音岩祈雨》观之一二。

南风不为雨，躬即宝陀求。

地势到此尽，天河相接流。

鳌升千丈背，蜃吐数层楼。

念彼观音力，扬枝洒有秋。

首联和颔联交代了祈雨的缘由以及时间地点。“南风不为雨”，一旦南风不停，天气势必炎热无雨。在这种情况下，王阮只好“躬即宝陀求”。“地势到此尽，天河相接流。”据此可以推断，进行祈雨仪式的地点应该面向大海，而且只有在夜晚才能目睹“天河”的景象，这意味着在临海的寺庙中，晚上举行祈雨的佛教仪式。

“鳌升千丈背，蜃吐数层楼”，颈联描绘了一幅非常绚丽的景象，王阮仿佛目睹了观音菩萨站在莲花之上，踏着鳌鱼，乘风破浪，正向昌国方向疾驰而来，这一幕让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尾联“念彼观音力，杨枝洒有秋”，他极力祈求观音助力，解除昌国旱情，施甘霖于万民。

王阮对观音菩萨的感应深信不疑，不仅仅出于对天灾的无奈之举，也基于当时对佛教文化的信仰。因此，王阮深信，只要他诚心念诵观音的名号，观音菩萨必定会降下甘霖，使得昌国在秋天能够迎来一场丰收。王阮不畏艰辛，乘坐小船，登上普陀山，面对大海进行祈祷，跪拜在岩石前，向观音像深深叩拜，表现出无比的虔诚。之后昌国全境降下了一场大雨，旱情得到了缓解，大家传说是他那为民请命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动了天地。

集资修桥，解行路之难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是王阮在昌国任上的第二年，他发现集市中心张家闸上过道过于狭窄，东西两边百姓过闸上时只能单独单向而行，若双方有人同时过闸，就必须相互避让，这既不利于百姓的出行，也不利于集市的发展。

作为知县他知道要使县内的交通更加畅达，使集市更加繁荣兴旺，必须先修路建桥，将东、西街市连成一线。于是由王阮出面向民间富户集资，在原张家闸旧址上兴建了一座石砌拱桥，沟通东西交通，解决行人“行路难”的问题。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三“桥梁”云：“市桥旧名‘状元桥’，往宋绍熙元年（1190年）令王阮创建。”原来，在修建桥梁挖掘闸基的过程中，工人们在污泥中意外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古石，上面刻有“人从石上行，状元此时生”这十个字。王阮听闻这一神奇现象后非常高兴，于是决定将新建的桥命名为“状元桥”，并将这块古石放置在桥头作为标志。同时，在桥的北侧还建了一座小土地庙，供百姓祈求福祉，作为守护桥梁的神灵。

到了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居住在状元桥边张宅的张信考取了状元。王阮所建的状元桥，最终真正见证了状元的诞生，这对后来的学子们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与其他地区通常先有状元后以状元命名桥梁不同，昌国是先有了状元桥，然后才出现了状元。

状元桥是舟山有志书记载的最古老的桥，如今位于定海城区最热闹，最繁华的中心地段，原址在横塘弄口与竺家弄口之间，老城以状元桥为中心，分东、南、西、北、中5条大街，连接东、西大街。数百年间，舟山一直流传着“状元桥风水好，应谶符”的说法。

状元桥不仅让当时的东西街市得以贯通直行，解决百姓出行之难，也把“重教兴学，劝学进取”的理念深深灌注进民众心中并传承了千年。

迁建学宫，兴昌国之教

所谓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的学校，堪称地方的“最高学府”。定海的学宫由来已久，最早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翁山县治时，创建学宫于霞山之麓（今东门鳌山新村），但是没过多久就被废除了。

直到宋熙宁八年（1075年），昌国县令张懿文建学宫于县东一百步，之后又经历几次的迁建和重修。时间来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这是王阮担任知县的第二个年头，他观察到学宫已经有些陈旧，并且得知自从县令张懿文建立学宫并传授儒学以来，昌国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考中进士，更不用说状元了。这让王阮深刻意识到，要振兴昌国，必须从教育做起。钱棣《迁学记》载之：“王阮发誓：若不为昌国成就文教，死亦不往他地。”

昌国的振兴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更好的教学环境。钱棣《迁学记》就详细记录了这次迁建，“慨然有意迁至捕厅之南，有隙地数亩，秀气盘结，若天造地设然。于是辨方正位，营新经始，于素殿宇讲堂次第以成。东序甫毕，君以通例理去官，且捐缗钱三十万以助其役”。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学校”云“学旧在州东一百步，淳熙十六年（1189）令王阮徙于丞厅之南”“学肇基于县治之东，淳熙间令王阮迁于芙蓉洲”。王阮把学宫迁到了县衙南面这个重要的位置，并扩建了食堂、宿舍这些设施，为莘莘学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王阮重建学宫这一重举，对昌国兴学重教影响很大，从此，昌国文教丕振，魁辅辈出。

后来的几任县令也继承了王阮的重教兴文的传统，此后，舟山从“未有登第入仕者”一下子成了进士多产地。据光绪《定海厅志》记载，自南宋绍熙四年（1193）至咸淳九年（1273），昌国县共有33人中进士。

如今，昔日的学宫已变为定海第一中学。学宫原来的一些建筑被陆续拆除重建，如今保留下来的还有泮池和泮池上的石拱桥以及校门东边的御书楼。王阮修建学宫的原貌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古学宫的遗址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先民对教育的敬畏。

在《新昌书座右屏》中王阮写下自己为官的准则与宗旨，这也是他给自己的座右铭：“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退作陶渊明，进学何易于。便愿列循吏，宁甘为鄙夫。祸福置不问，吾民其少苏。”

纵观他在昌国任职的三年，他一直都在践行自己座右铭所说的不谋私利、一心为民，置个人“祸福”于度外。

离昌之时，王阮提笔写道：“妄意弦歌学子游，迄无三异比中牟。”他希望并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他是否达到？我想，如今的舟山人民仍然保持对状元桥和学宫的敬重，仍然保有对重教兴文的热忱，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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