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师者如海
在浙江海洋大学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或立于讲台执鞭深耕
或伏案实验室探秘深蓝
或扎根岗位默默守护
他们是学者、是良师、是引路人
更是大学精神的海岸灯塔
以宽广的胸襟、
深邃的学识、温暖的坚守
托起一代代学子扬帆远航的梦想
浙江海洋大学党委宣传部
牵头融媒体系列品牌#深耕浙片海#
推出“师者如海”栏目
栏目将走近这些教育工作者
聆听他们的故事
感受他们的情怀
记录他们如何
以“一滴水的力量”
汇聚成教育的浩瀚海洋
让我们共同航行于这片“师海”之间
本期我们一起走近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刘杨教授
刘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甘肃省青年教师成才奖获得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4项，省部级重点项目3项。发表CSSCI/SSCI收录论文20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省部级科研奖励1项，厅局级5项。
在真理的天地里执剑而立
经济学诺奖得主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有一段关于经济研究的阐述，令众多研究者们深以为然。他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时事讽刺舞台喜剧《边缘之外》中，有一段模仿英国国教会布道词的台词：“人生就像开一个沙丁鱼罐头。每个人都在寻找起子。待我们最终找到起子，把人生的沙丁鱼罐头的盖子卷起，沙丁鱼——人生的丰富多彩——尽在其中。我们将之一一取出，纵情享受。但是角落里总会有那么一小块是取不出的。”这是对经济学研究过程的绝佳描述。当研究者决定攻克一个难题，往往会经历初始的激动和期待，随后是对“起子”的漫长寻找，再到因解决方案进入视线而感到奇妙和欣喜，紧接着就会意识到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如此往复便开启了新课题或新难题的征程，而这些值得攻关的难题，总会以 “反戈一击” 的方式证明自身价值。
自大学时期，刘杨便以门徒之心踏上了经济学学习之路。在那充满人文气息的年代，枯燥的理论与繁琐的数学总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面对繁重的学业、研究任务，以及那些 “反戈一击的难题”，他难免心生沮丧，感到孤单、无助与气馁。但每每想起求学阶段那些全心奉献于学问、耐心体贴且谦和的师长们，他总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 —— 他们的身影与记忆始终伴随左右。这些深刻的印象，令他坚定地踏上教师之路并行走至今，步履虽有蹒跚，却始终充满激情。
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刘杨始终坚持做两件事：一是知识与方法的讲授，让学生接触基础或前沿的经济学方法（其长期从事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聚焦贸易与文化、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微观计量等领域）；二是创新思维的培养，让学生掌握创新思维的方式，并将其应用到科研与工作中。实践中他发现，第一件事相对容易：对于 “显性知识”，学生们很容易从具体的知识方法学习中获得正反馈，进而乐在其中。尤其是在 AI 时代，教师在知识、方法层面能为学生带来的增量价值，已呈现边际递减的特征。难的是第二件事。对于创新思维这种 “默会知识”，不仅大部分教师本身并不擅长，学生也因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正反馈，会有意无意地逃避相关培养与训练。然而，困难绝不等于妥协。面对学生的 “选择困境”，刘杨总以一句名言与大家共勉 —— 天鹅绒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 “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持之以恒于 “困难而正确的事”，正是对 “反戈一击的难题” 刺出的致命长剑！这恰恰也是师者应向后辈学者传递的终极奥义。
立学术审美 做关键研究
坦白讲，在功利主义充斥的当下，或许这不是一个 “容易” 从事经济研究的时代，但又或许是一个研究经济问题 “最好” 的时代：中国当代的经济转型，即便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型。刘杨认为，当代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两件事：一是将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解释经济转型中的各类现象，为转型中的问题与困难提供解决思路；二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蕴藏的一般性规律进行提炼、总结，将其一般化为普遍的经济规律，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创新性贡献。
正如江艇所言：“经济研究不负责为圣人作注，不负责论证存在即合理。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是去揭示埋在废墟下的希望，去为未来的时代保留火种。” 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空间似乎被压缩，但实际上，对现有的经济现象和人类社会的运行，人们仍然所知甚少，需要吾辈共同努力。尽管不少学者的研究习惯，早已被 “仅聚焦于提炼中国特色” 的局限所束缚 —— 诸如双轨制、渐进式改革、晋升锦标赛、政企合谋等概念的讨论，一度止步于特色总结。而恰恰当这些概念与理论同一般经济理论勾连时，便会产生深远价值，成为理论创新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进而展现出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刘杨始终认为，新一代学者也应带着这样的抱负做研究：把目光置于真实世界，而非止步于文献或文献摹写。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产出 “消费猪肉导致雨林过度开垦，或者欧美卡脖子促进了自主知识创新” 等毫无学术价值与逻辑的荒诞结论。
师者如海
2022年经济学诺奖产生了三位得主：伯克利加州大学的David Card、麻省理工学院的Joshua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学的Guido Imbens。他们因推动了一场研究范式的革命而获表彰 —— 这一革命深刻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者思考因果关系的方式，也深刻改变了主要基于非实验数据（观测数据）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方向。有趣的是奖金分配：Card 的贡献获得一半奖金，Angrist 和 Imbens 的贡献分享剩余一半。坊间传闻，正因 Card 是 Angrist 和 Imbens 的老师辈，才会多给老师分配奖金！2000-2006 年间，Imbens 和 Card 同在伯克利任教，二人虽无正式合作，却常在各自办公室工作到深夜，随后结伴小酌、交流研究心得。按Imbens自己的话说，他从这段交流中深受教益。三人的学术传承与知己之交令人神往，也让刘杨对师者如海有了更深的理解。
海者，可纳百川。这正是刘杨教授的学术信条与人生准则：在学术成长中，他孜孜以求 “兼具深度与创新” 的研究；在人生修行中，他以匠人之心怀揣 “乐观其成、审慎为之” 的理性认知，始终抱定长期主义信念。“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面对当下学界的普遍焦虑，他认为，研究者更应当仰望星空，在独处中冥想求索，以真实世界的故事为血肉，以扎实严谨的论文为佳酿。这份坚守终将换来回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学术突破的契机自会不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