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期,红七军团首先奉命穿透封锁线,插至国民党军深远后方。该军团先于主力红军出发,长途转战闽、浙、皖、赣四省,纵横敌侧后背,反向吸引和牵制敌军十余个团于己身边,以无畏牺牲精神换取了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的行动时机。
一、孤军肩负五大任务远征敌后
红七军团临行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明确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宣传抗日、调动敌军回援、破击浙赣铁路交通线、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支援皖南群众暴动等五大项,为此下达两份重要的“政治训令”和“作战任务训令”,内中详细规定了部队行动目标区域、阶段任务以及完成作战任务的手段和措施。对于这支轻型军团来说,因其常年战斗,名义上番号为军团,实则仅有1个师、3个小团的建制,兵力4300余人,出发前夕才紧急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是时,全军团拥有步枪2000余支,轻机枪、重机枪很少,大部分战士无枪械,只能身背大刀、梭镖或者徒手参战。以后诸次战斗结果表明,在有利的情况下打敌1个地方保安团毫无问题,对付敌正规军1个团尚可勉强;在不利的情况下,则占不到任何优势,全凭官兵战斗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
这支成长于闽浙赣边苏区的地方武装,自1933年初奉命调入中央苏区隶属红一方面军建制之后,经历了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诸次作战,逐渐磨炼成一支正规红军主力军团,形成攻防兼备、野战游击兼得、独立机动作战性能较强的野战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关键时刻,毅然派出这支生力军从东线突围,几乎绕行福建一大圈,三进三出浙西,转战数千里,纵横国民党政府统治重心区域浙西、皖南,攻打福州,一度逼近杭州、芜湖,震动上海、南京,在一定程度起到了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分离作战穷于应付的战略作用。
二、高擎抗日义旗
红七军团出动的大背景,正是日本加大侵华力度。值此国家和民族患难之际,中共决以民族大业为重,派遣红七军团往北远征的头等任务即是高高擎起抗日大旗,公开宣示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强烈抗日主张。
而检视红七军团以及后来的红十军团行动,无不以抗日为头面政治旗帜贯穿始终。其主要表现如下:
公开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番号,贯穿行动全程;
一路散发160多万份各种抗日宣传品,申明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抗日主张;
一路利用召开群众集会的形式,以此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
一路书写抗日标语,在城乡民居留下了大量的抗日标语。
需要指出的是,红军抗日先遣队先后经历了红七军团、红十军团两个阶段行动,存续7个多月时间,这在南方红军战争整体低落的情势下,辗转闽浙皖赣四省,仍尽其所能完成抗日宣传政治任务,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及其战斗精神。
三、调动数倍于己之敌
红军抗日先遣队自身实力单薄,枪械弹药严重不足,绝大多数时间、空间活动在敌占区,部队处于无粮、无款、无房、无药、无兵境地,打仗只有伤亡而无补充,伤病员全凭战斗员抬担架随军转移。即便如此,红军抗日先遣队仍然吸引和牵制10多个团的敌军,拖弋着在穷乡僻壤转圈圈。
自闽东起,国民党军第49师伍诚仁部3个团即尾随红军抗日先遣队,担任专事“追剿”任务,直到怀玉山战斗结束。当红军抗日先遣队突然出现在浙西地区时,立即引起国民党军军事部署些许变化,急调驻防江西上饶一带的补充第1旅王耀武部3个团,经玉山赶到浙江的江山、常山一带参加追堵,浙江保安第1纵队蒋志英部则在闽赣边界就近防堵红军抗日先遣队返回江西,总计有10多个团的兵力参与对红军抗日先遣队作战。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为9月中、下旬,正是中央红军主力做最后突围准备之际,红军抗日先遣队直接将参与围攻中央苏区的补充第1旅、浙江保安第1纵队合计6个团的兵力吸引过来,达到了调动敌军一部回援的目的。
而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踏上西征路线,已经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到闽浙赣边苏区的红七军团(缩编为红十军团第19师),再次以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打出闽浙赣边苏区,毅然挺进浙西的开化、江山、常山、分水、遂安、淳安、临安、昌化,力求更大范围的继续执行“调敌”任务。为此,国民党军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紧急调配作战部队“追剿”红军抗日先遣队,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兼任赣浙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指挥第49师、第7师第21旅3个团、补充第1旅、浙江保安第1纵队等部,会同江西第8绥靖区司令赵观涛、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震华协同防堵。
不仅如此,当红十军团司令部率领第20师也穿插至皖南与第19师合兵一处时,参与围追堵击的敌军增加第11路军独立旅、第88师、第78师第468团等部有20个团左右,且采取三路齐头并进之策,全力压缩红军抗日先遣队回旋空间。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自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强渡乌江、挺进黔北遵义,与其相隔几千里之外的浙皖赣边境,却仍留有一支8000人的军团继续苦斗,成为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
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相对于云、贵、川、黔、康偏远区域而言,红军抗日先遣队活动地区大多是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经济富庶,故而严重牵扯国民党统治神经,后者也必出死力“剿灭”之。由此可见,红军抗日先遣队所处环境险象环生,几乎无日不战,战必伤亡,无数次频临生死关头,直到拼杀至最后。
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千里走单骑,正是处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和军委准备长征的大背景之下,绕道跃进至闽东、浙西 、皖南敌深远后方多处腹地,不顾一切地挺进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重心区域,搅乱其统治秩序,调动一部分敌军回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破坏浙赣铁路杭江段重要交通线,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先遣队多次身陷重围,却能奇迹般地生存并保留下来基本骨干,开国将军粟裕(大将)、刘亨云(少将)、乔信明(少将)、王永瑞(少将)、张文碧(少将)等均出自这支具有光荣战史的部队。
百折千回,值此红军抗日先遣队奋斗与蒙难80余年之际,细数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乐少华、刘英、粟裕、王如痴、周群、黄英特、王裔三、胡天桃等一大批军政指挥员,明明知道此去征程凶险异常,却无不冲锋陷阵在前,宁折不弯。他们以宝贵的生命维护了红军的尊严,以朴素的清贫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品格,以执着的信仰捍卫了崇高的事业!
这就是红军长征时率先冲出中央苏区,高高擎起抗日大旗,义无反顾地挺进敌军深远后方,从另一个战略方向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第一缕“红飘带”。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