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
高考制度的恢复,乃是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影响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算过分。
细数我的求学生涯,大致还算顺利。平日里以为也算是半个书痴,三日不读书,但觉口臭,但上小学却是死活不肯,被二哥拎着耳朵,一路哭号开始的。初中上到一半,由于家贫,父亲曾打算让我退学,一番苦求,又经毕松鹤老师一次次爬山岗做工作,终算太平无事。高中办在小长涂,两乡只收一个班,担心不按成绩看面子权势,日日担心,最后也发了榜。十年寒暑,学工又学农,肚子其实空空,虚名而已。
高中毕业,何以谋生呢?村书记发了善心,碰上我父亲,说:“听说你儿子书性不差,人也老实,队里总得安排事情做做。”父亲像捡了金元宝似地高兴。先是跟一班老头去山上砍松树,二个月后终于进了会计室。同村的婆姨们见了十分亲热:“乖佬儿,有出息了,多给些粮票布票啊!”可我面对算盘,每天数着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没意思的活计了,便不辞而别,惹父母一阵埋怨。村书记大发雷霆,说:“这小子就是想上大学,没门!”那时称“工农兵大学生”,是推荐的,每年也就一、两人。于是惩罚来了,下海去当伙头军,弄得头脸黑黑活像叫花子。母亲看了叹息连连,提着鱼鲞找到中学校长,说尽好话,终于答应去山岙代课,每月二十二元工资。山岙冷清,5点钟就漆黑一片,无聊之余,就去割农民地里的白菜、花菜,掏鸟窝,捉野鸡。
大约是十一月初,在长涂中学代课的邱国英班长写来一信,内有“青年人志在四方,勇敢地接受祖国挑选吧”一类豪言壮语,才知道山外的世界正在变化。为她的激情鼓动,便想去试试身手。动身那天起个大早,一群男女青年兴冲冲在副校长孙三国家集合,孙兄家酿着两大缸米酒,天气寒冷,众人便舀了喝,愈喝愈兴高,然后醉意朦胧地走上盘山公路,两小时后到考点长涂中学。先是初试,语文、数学合起来上一百分,方可参加正试。反正英语只作参考,我便在试卷上乱做选择题,一刻钟就出来,别人都吐舌头。印象深的是作文,一是《毛主席纪念堂》的读后感,一是评当时领导人的早年关于治水的文章,有“人在山上走,水在山腰流”之句。一边乱写一边念着邻居家老人的话:“考上穿皮鞋,考不上穿草鞋”。考完出场,昏头昏脑,半月后果然名落孙山,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旧年一过,我调到西剑中心学校,发誓要学勾践“卧薪尝胆”,没日夜复习。白天至少上四节课,夜里点蜡烛来个通宵。蚊声如雷,便跳到床上,放下帐子,看着看着就睡去,忘了吹掉蜡烛,蜡烛下垫的报纸。早上醒来,见新做的办公桌面露出碗口大的黑洞,惊出一身汗来。时值夏天,屋顶上全铺着雨毛毡子,只要点着,整个学校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女校长便拿我作反面教材,在大会上说:“用功学习是不错的,年轻人嘛,但也要爱护公共财产,要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我无法反驳,点头认错。
1978年8月,命运的转折点再一次摆在面前。长涂中学人头攒动,凡几百人。女同学顾淑燕让出校医务室,我就在她的卧室彻底不眠,翻字典、背答案,三天没睡觉。进入考场,再不去想“皮鞋草鞋”,搜肠刮肚,奋笔疾书,每次都是提前出场。回头看看,后面的考生开考铃一响就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此时正鼾声大作呢。据说他们一群人昨晚一直在长涂江边玩。问他们回去如何向父母交代?他们笑笑:“这还不简单?就说努力考了,这么多人,有几个考上啊?”想想也是,多数人不过是凑热闹。聊起语文试卷上《史记·陈涉世家》一文,中有“吴广素爱人”一句,好几个人都翻译成“吴广素有个老婆”,便互相讥讽:“你小子是不是想老婆想疯了?赶快向老娘说喜欢村里哪个姑娘!”玩笑一阵,走出校门,嘴里又念唠着“皮鞋草鞋”,父母亲喜忧参半的面容一次次浮现出来。
20多天后,成绩单下来了:语文71,数学11,地理50元,历史79,政治83。我死死盯着“294”三个阿拉伯数字,一遍遍在心里喊:“为什么不是300,或者310、320……”恍惚中,“294”一会儿变成一根巨大的绳索悬在空中,只等着我把脖子伸进去;一会儿又变成一道向上的梯子,这阶梯一直通向天空,通向阳光灿烂的云端……一起代课的伙伴们的通知书来了,孙三国、李定校、陆国飞、吴交高、李宽浩……他们个个喜气洋洋,哼起小曲。我一上完课,就躲到寝室,吃饭才出来。丁玲珠老师眼镜后面的目光灼灼逼人:“大小伙子,叹什么气?机会多的是!”我一面答应着,又急急溜回寝室。
我等得快要绝望了。国庆节后的某一天下午,我上初一的历史课,正大侃楚汉相争的“霸王别姬”,唐家兰老师的丈夫杨师傅来送邮件,看见我大声喊:“小李老师,有你的邮件!”我几步窜出,接过信,信封上印着一排红字:浙江师范学院,然后跑到办公室。胡灵均老师年纪不大,颇有长者风度,说:“恭喜啦!你录取的是本科,要比中专多两级工资哟!”我还有些遗憾:“金华在什么地方?还是跟三国他们在定海好。”胡老师正色道:“青年人咋这么没志向?真是岙里人,外面的世界大得很噢!”我回到教室,对学生说我下学期不上课了。学生问:是不是犯错误开除啦?我哈哈大笑:“老师考上啦!我可不想学项羽的‘霸王别姬’呀!”下课后,我穿过海塘,急急赶回家。母亲一连声念着“菩萨保佑,老李家有望啰!”父亲正剥着豆子,听我一说,也笑了,忽然又冒出一句:“读书要很多钱,读不起咋办?”我突然火气上冲,大声喊:“就是把三间破房子卖掉,也要去读!”
十一月的海岛已寒意袭人。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针缝我的棉袄,她把家里仅有的30块钱全缝在棉袄的内子里了。天还未明,星斗在山岗上颤动,我巡视一遍,向老屋默默告别,与母亲挑着担子,走上盘山公路,歇歇停停,2小时后赶到长涂码头,乘船到高亭,再乘船到宁波,住在新江桥边的旅店。晚上独自去江边,见江水滔滔,心也一起滚动。第二天一早,天下起小雨,母子俩挑着担子,穿街过巷,赶到南火车站。一片嘈杂声中,我走上火车,倚在门边。母亲大声喊着:“记住啊,多穿衣,多吃饭,别和人打架!”我大声回道:“阿母,我记住了,回家小心啊!”车轮子滚动,车头吐着浓黑的烟气,遮住了母亲的身影,淹没了母亲的呼唤。一切快速地退去,我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但我知道前方的生活一定是崭新的,为我的村里人所从未经历过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一切已物是人非,但我仍听到母亲尖亮急切的呼喊,听到车轮启动时沉重而有力的隆隆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