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现当代文学学者朱德发先生于7月12日晚谢世,享年85岁。朱老师生前为山东师范大学博导、资深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为学界深受尊重的学者,也是为学校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前辈学人。山东师大的中文专业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学科能够引同行瞩目,并以省属二本院校的根底,实力和名望超越诸多中文名牌老校,与朱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凝聚着朱先生的巨大功劳,成为学者带动整个学校发展的典型。
朱先生经常教育弟子,要力争做一名“真学者”,尤其在当今普遍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做真学者,是先生对学生的告诫和期盼,也是朱先生自身的典型写照。个人认为,先生所提倡的“真”,首先是以学术安身立命,将研究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生命不息、研究不止的真品格。先生对于研究对象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终身勤勤勉勉,笔耕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学界“常青树”“不老松”。仅1994年60岁以来,朱先生即发表论文100多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共20部,年过八旬仍有数十篇文章发表。直至今年4月份,还有两篇文章见诸期刊。这与那些视学术研究为攫取名利的工具,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驱动的“学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今,在职称的压力下而“忘我”地搞研究的或许不在少数,但职称到手以后,还能坚持不懈地深入学术研究的并不多见;换言之,去除外在压力或诱惑,真正视学术研究为生存方式并成就卓著者已颇为稀少,尤其在似乎不评职称即不必看书写作,甚至业余勤于学习思考的年轻人已被视为另类的今日。即如当下大学生在考试、就业的压力下不乏刻苦用功者,但参加工作后,能够坚持读有益之书以自我提升,并使之成为终身兴趣的恐怕亦微乎其微。先生此种毕生孜孜不倦、勤勉不止的品质,确足以使诸多仅为稻粱谋而混迹学界的“专家”们反躬自省,也可供那些退休后科研便戛然而止的学者们借鉴。
其次,朱先生所提倡的“真”,又体现在对于学术研究的真精神,能够始终以探索者的姿态深入研究对象,不断发现问题并力求解决,由此使写出的东西有价值、有创建、言之有物、掷地有声。朱先生的300多篇文章和40余部著作不仅仅是数量的呈现,而是多站在作品与创作之上,对文学本身进行的深入探讨和客观评估,能够针对文学发展出现的问题及作家的不足勇于直言,纠正谬误,匡正不足。尤其是他关于“五四”文学研究的文章,每一篇均堪称洞见趋势、击中命脉、正本清源之作,很多数十年前发表的文章至今仍然被反复引用。当前,学界向来不乏无病呻吟、泛泛而谈的论文和专著,不是资料的堆砌,便是空洞的言说,对于还原文学历史、揭示文学规律、推动文学创作毫无益处。在须定期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的普遍规定下,有学者也只好被迫为写而写,为完成任务而写,为谋取名利而写。河南戏曲界更充斥着此类避重就轻、无关痛痒的所谓研究文章,包括任职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著名戏剧评论家”们见于核心期刊及大部头著作中的论述,而对于艺术发展中存在的明显偏差,真正亟待提出和研究、解决的问题,则向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全然不见作为业界“名家”理应具备的学识、担当和情怀。“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朱先生此种务本求实的学术态度,对于研究领域的深刻洞见,以及从中体现出的责任意识与使命精神,无形中为部分文艺研究者树立了榜样。
朱先生所说的“真学者”,应该还包括具有坚定信念和独立情操,对学术严肃认真,探求真理、言说真话的真态度、真面目和真性情。朱先生在采访中曾谈到,“学术研究就是动真格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真学者要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既不怕受冷落也不怕遭围攻,为探求真理哪怕献出学术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特立独行、耿直率真的品德,是知识分子对于风骨和气节的坚守,亦可视为对眼下学界盛行的轻率浮躁风气的反拨。现在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者并非只就作品本身发表意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是习惯于卖乖弄巧,信口开河,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科学批评路数全然背离,致使许多文学研究文章异化为批评家讨好作家的歌颂文章,大量作品研讨会变异为与会者夸赞主人的作品表扬会。在此类善于倾情表演的人看来,朱先生可能显得不通人情世故,不太会“来事”;再加上朱先生对文学研究界存在的乱戴高帽、信口雌黄等歪风邪气向来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往往发出“不合时宜”的言论,故而并不太招人“待见”,被有些人视为迂腐、顽固,但他赢得的却是更多人的尊重。可能这就是长期工作于省属二本院校的朱先生辞世后,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百家单位的唁函唁电如雪片般飞来,纷纷向朱先生致敬并表示哀悼的原因之一。
(二)
学术研究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作后盾,需要研究者发奋不怠、持之以恒,这应该是每位学者取得成就的必要保证。对于时间的节俭和吝啬,是对朱先生稍有了解的人所熟知的事。数十年来,他没有别的嗜好和娱乐,几乎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甚至不愿意和人闲聊,唯一倾心的事情就是研究学问。文革期间,先生常常晚上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闭门谢客开灯夜战,废寝忘食地在现代文学领域苦钻深研。其晚年亦除了看书便是思考和写作,包括节假日也不太出门。几年前的大年初二,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热闹的气氛中时,朱先生已在书房安静地写起文章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与人生状态? 很多人往往能体会到时间的流逝之快,尤其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尤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似笔者这种害怕变老的人也应该不乏人在,但平时会珍惜并合理利用时间的却为数不多。现在不少研究生参加工作后(尤其是非对口工作),便往往书本一扔,专业全丢,再和学习与研究无缘,工作之余即无所事事,毫不痛惜地把时间大把大把地浪费在许多并不必要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身为文化人却基本不干有文化的事,使得学历仅成为就业的敲门砖,多年的受教育经历仅换来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已。若能切实体悟到时光易逝,岁月难留,明确业余该做什么,每天均有学习与研究计划,正事尚来不及做,怎么还舍得将时间虚耗在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上,哪里还会热衷于家长里短、街谈巷议,哪里还会费心去勾心斗角、阴谋暗算,哪里还会招惹那么多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哪里还会引发那么多庸俗无聊的伤感情调,正所谓“在世无过百年,总要做好人、存好心,留个后代榜样;谋生各有恒业,哪得管闲事、说闲话,荒我正经工夫”。可惜朱先生这种“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的品行,在当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中已较难看到,而此种加意奋勉不被作为个人晋升之阶者则更是凤毛麟角。
朱先生不仅是虔诚的学者,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在自身致力于学术的开拓创新之时,还用心用力地培养学生、扶持后进。50余年的高校教学生涯,先生培养出一批批现当代文学的“朱家军”,遍布国内诸多高校和学术机构。对于学生,朱老师在课业上严格要求,并善于发现他们的学术兴趣,结合其个性特长因材施教;生活中关怀备至,把学生当孩子一样看待,包括学生的亲属遇到难处,他都会想办法解决。此外,在朱先生对自己的时间珍惜得近于苛刻的情况下,对学生却向来毫不吝惜,十分慷慨。先生10 卷本文集中的第8卷收录了75 篇他为学生和并不熟悉的年轻学者写的序言或书评,共38 万多字,每篇均是在通读书稿的基础上所作的认真分析和点评,以仁者爱人的胸襟气度鼓励后学、提携新人。这些文字花费了他多少心力,只有先生自己知道。朱先生逝世后,大批学生匆匆从天南地北赶来,悼念文章一篇又一篇,很多让人读后感慨不已。能受到学生如此敬仰、爱戴和感念,可能即缘于朱先生这种爱生如子、诲人不倦的崇高品行。此一可敬可爱的人格魅力,颇值得高等教育从业者反思。身为高校任课老师,首要任务还是人才培养,不然倒不如去专门的研究机构。科研与教学本不可偏废,还能够互相促进,但有些教师更倾向于与职称等结合紧密的科研,致使只顾自己做研究而忽视教学,身为教师,却并未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若能像朱先生这样对教育尽心尽力,怀有这样一份对学生的热忱和关心,也不难赢得学生们像对朱先生那样的尊重和拥戴;若每一位学者都能像朱先生这样对待后进学人,中国的学术事业亦有望生生不息,人才辈出,前景无限。
(三)
先生在数十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中,始终坚持为学问而治学,心无旁骛,一贯淡定、谦逊、低调,利不能诱,名不能蚀,真正做到了学者“本味”。尤其是对于“名”的态度,朱先生乃堪为世仪。虽早已声震学界,却不喜欢扩张声势,对名望看得很淡,甚至刻意回避。可能这正是朱先生成就卓著的原因之一,即不事张扬的个性恰可以使其潜心研究,不断提升内在学养,所谓“用功于内者,必于外无所求;饰美于外者,必其中无所有”。另外,据中国知网可查的朱先生200多篇文章中,绝大多数为先生独立发表,很少有与学生共同署名的文章;对于指导学生发表的论文,先生向来不挂自己的名字,无论这些文章包含了他多少心血。这种“让大美而不居,避大名而不受”的作法,实为前辈的风采,后生的楷模。现今,不少学者对于利、位、权可能会看得很淡,但却往往难逃“名”的关口。诚然,因成果出众而引起反响,取得相应学术声望,是对学者水平的肯定与认可,对学者自身也不失为鼓舞和激励。但这应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而非沽名钓誉,诳时惑众,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前有老师只是尽到指导学生的分内之责,就要在学生发表的文章中挂上名字,甚至对学生的文章并未指点还硬要署名;或有人水平并不出众,却私下托人或指使自己的学生以其为个案进行“研究”,然后发表,以显示出其成果受到关注、产生影响,此类“研究”文章又往往矫揉造作、枯燥乏味,与其所写的论文风格无二。清代王永彬有言:“守身必谨严,凡足以戕吾身者宜戒之;养心须淡泊,凡足以累吾心者勿为也”。熊十力先生有语:“学者以穷理为事,然其胸怀一向为名利声色种种惑染之所缠缚,其根株甚深细隐微,恒不自觉,本心全被障碍,如何而得穷理?”依此看来,朱先生那种“只期尽分,不计人知”的理念,确可让部分饰己要誉的“累吾心”者认真反思。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谁也无法避免;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生命有限,精神却可以永存。《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朱先生终身致力于他所钟爱的学术和教育事业,贡献出数百万言著作,滋润着无数学子和中青年研究者;先生尽心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使学脉能够不断延续与开新,多年积累的治学经验亦可供同仁们总结和学习;先生在研究、教学、处世中表现出的可贵品质,尤深受人们钦服敬仰,值得永久铭记和发扬。朱先生以充实、淡泊又不平凡的一生,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了生动诠释,为学界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惟愿先生的人格风范长留于世,让同为高校老师的我们用心感悟,不断自警,奋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