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叶益民，1958年11月生，浙江义乌人，澳籍华人。现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海洋与内陆渔业处处长。1982年毕业于原浙江水产学院海洋捕捞专业，留校任教。1989年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修，并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任上海水产大学正教授（今上海海洋大学）。1996年赴科威特科学研究院工作，任研究员。2001年到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任主任研究员。2008年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记者手记：与叶先生的联系一波多折，好在他善解人意，终于让这份漂洋过海的访问稿在中英文的历练中诞生。对笔者而言，最大的体会是：该把丢了很久的英语捡起来了，不然读份简历都困难，真是尴尬；最深的感悟是：多一些国际视野，人生之路更宽广。
解读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及感悟
陈玲：大家对联合国粮农组织不太了解，可否先谈谈这个组织以及您所从事的工作？
叶益民：粮农组织是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技术性组织。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实现一个无饥饿的世界。现在世界上还有八亿人长期遭受饥饿，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确实任重而道远。粮农组织主要有4个技术部，农业与消费者保护、渔业与水产养殖、林业及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我们渔业养殖部有约160人，海洋与内陆渔业处是我们部最大的一个处，约有40人。
我们渔业与养殖部的工作目标是：1、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实现对人类福利、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的应有贡献。具体工作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引导渔业政策和方针的制定与执行，以实现可持续的、负责任的渔业发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海洋法国际公约（有关渔业的部分）、洄游性鱼类协议、负责任渔业行为准则等。为了确保各类国际协议的有效实施，我们还制定了相应的国际行动计划。
2、给成员国和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以改善他们的渔业管理与发展。为此我们出版了大量的指导方针与技术文献以起到引领的作用，同时我们还提供技术培训，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参与他们的事务，提供量身定制的技术资讯和支持。3、实施全球性、区域性、或为成员国特制的技术项目，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从技术合作中实现技术转让与能力的培养。例如粮农组织与挪威有一个五千多万美元的项目，对非洲沿岸海域进行资源调查，为资源管理提供数据和资料。去年开始粮农组织开始了一个四千五百万美元的全球金枪鱼项目。今年我们正在申请一个三千万美元由世界环境基金资助的重振世界沿岸渔业的项目。除了这些全球性的项目之外，粮农组织还设立了基金，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提出申请，要求粮农设立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技术项目。
从以上简单介绍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内容，纵向从全球的方针政策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渔业管理模式，横向从单个国家到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各种组织机构的技术合作。
陈玲：在世界渔业舞台，您的视野更开阔，也更能给予我们国内的相关专业学生以启示，可否结合您的工作内容，谈谈这些年您的体会和感悟呢？
叶益民：大致可分三个方面吧。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可以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得到统一，进而相互促进，达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发展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和规则，最后会导致社会与环境的双输局面。这种经历在发达国家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视而不见，为了经济发展不惜一切往前冲，就像从海洋洄游到淡水河流产卵的三文鱼，不惜被熊吃掉，顶激流，过险滩，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种现象在渔业上是最为常见的。散网捕鱼以取食物，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今天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人们争先恐后织网造船，进而发展到捕鱼的强度超过了鱼类的自然更新能力（生产能力），造成资源衰退，最后产量下降，而人们只好造更多的船以增加捕捞强度，结果资源进一步衰退，产量也更低。殊不知这是饮鸩止渴，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其实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对资源的生产力进行有效的评估，根据鱼种的生物及生态特征制定一个科学的捕捞策略，可以用更少的渔船捕捞到更多的渔获物。渔业科学管理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提高产量，改善经济效益与保护生态环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与管理，许多国家都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包括不少发达国家。我们经常接到成员国要求我们给他们提供技术帮助以进一步发展渔业、提高产量。其实我们分析后发现，他们的资源已经捕捞过度，要提高产量，不是靠增加而是减少渔船数量。由此可见，只有进行科学的管理，发展和环境才能兼而得之。
多样性是系统稳定的基础，宜加强而不宜削弱。在生态学中，我们经常讲生物多样性，如果一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高，它就比较稳定，如果多样性低，它就比较脆弱，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如果捕捞使得某种鱼的资源量低于一定的阈值，它就可能成为濒危物种，搞不好甚至会永远消失，这个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受到破坏而减低，这种破坏超过一定限度就变得不可逆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不能捕捞过度、资源需要保护的道理。多样性在人类社会中同样重要，无论是社会、经济、文化还是国家体制、传统习俗，各个国家都不一样，各有特点。同样一件事件就会因为这些不同因素而使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的看法，不一样的态度，当然采取的解决方法也就大相径庭。还是拿渔业来说吧，现在资源捕捞过度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联合国特别是我们粮农在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法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了海洋法公约、负责任的渔业行为规则等，都强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但落到实处就涉及到到底怎样才是可持续的，又如何才能达到可持续呢？我从工作中体会到，可持续发展的解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制定政策和管理策略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经济条件、司法制度、风俗习性的特点。例如对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富足，资源保护往往认为是最重要，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还没有解决，经济条件又差，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利益，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往往把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就业放在首位，落后的经济和基础建设也没法让政府做出较长远规划，所以即便目标是一样的——保护资源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具体的策略必须因地制宜，这里我所说的是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各种多样性，我们不应该追求一个统一的模式。
要公平公正对待，你就得学会全面看问题。我们经常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从工作中体会到，做到合理、公平、公正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要全面的看问题也并非容易事。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不同、地理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一件事情复杂化，同时也影响你的思考与处事方法。例如最近恐怖袭击法国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是一种可恶的不人道的行为，不分宗教种族源别，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我们都应该口诛笔伐，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事发两天在我们粮农组织有一个法国籍的员工在我们内部网上论坛倡议全体员工到粮农的旗帜下默哀两分钟，以示国际社会全民一心，众志成城的反恐决心。说到这里我个人头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犹豫和疑问，然而没过多久，一个巴基斯坦籍员工在这个论坛上登了这样一段话：“恐怖袭击，残杀平民，害及无辜，天理不容，我们国际社会理应团结一心，反恐到底，我对今天的提议毫无责疑，但大家是否记得，就在一个月前，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袭击了一个小学，残杀了100个天真无邪的儿童，100个儿童哪！没有人提议这样的默哀，为什么呢？难道儿童的生命就不如那些记者的生命吗？难道这100个还不敌那11个吗？难道这是因为那是发生在巴基斯坦吗？”看到这些话，我方感震动，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么大不同的反应呢？其实这里的因素很多，例如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舞台上谁在主导、事件的发生地在巴黎而不是巴基斯坦。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回顾事业发展轨迹
陈玲：你大学念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关联性大吗？算是您今日事业的基础吗？
叶益民：我大学念的是海洋捕捞，它与我现在的工作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差别很大，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策略，在国内叫做资源专业。资源评估主要从鱼类的生物、生态特征以及过去的捕捞数量等数据，用数学模型来估算某一鱼种的生产力，再根据管理目标来提供相应的捕捞策略。例如要达到产量最大化，管理者就得制定一个方案，捕捞的季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要用多少渔船及渔网，最大的产量能达到多少而不扑捞过度等等。如果管理的目标是最大经济效益，那捕捞的策略又会不一样，当然还需平衡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关系等。
当时在水院只有海洋捕捞专业而没有资源专业。我们学的海洋捕捞专业侧重渔具设计、船海技术，因为它的培养目标是船长，教的课程涉及资源的很少，只有一门渔业资源与渔场。我真正从事渔业资源的工作是从帝国理工学院做博士开始的。
由于当时的母校地处偏僻，学校也小，第一届毕业生只有150个学生，最早的时候连电视都没有，这样文化娱乐生活就比较少，不过大家都用功，晚上都在教室看书，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应届高中生上来的在我们班只有两三个，其他都是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闯荡过几年的，或者在农村或者在城市，这种社会经历教给了我们怎样珍惜学习的机会，再加上我们是第一届，社会对我们的期待也特别高，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每个人都颇有使命感，我们的大学生活应该算平淡，但充实而满足。
陈玲：留校之后做了讲师之后的生活怎样？它在您的人生中算是怎样的一个阶段？
叶益民：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无论大学、科研机构还是政府部门都缺少技术人才，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学校为了补充师资队伍就从自己的毕业生中挑选一些留下做教师。我们班那时就有4个人留校。当时的大学生毕业都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也没有多想哪个工作最适合自己，认为服从国家分配是应该的，因为自己确实是国家培养的。我们上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还可以拿到生活补贴，那时海洋捕捞等艰苦专业还享受营养补贴，我所拿到的这些补贴加起来相当于一个农村民办教师的工资。留校后做助教，事情不是很多应该还算清闲，再加上地处偏僻，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些多姿多彩与忙碌的节奏，更多一些乡村环境的宁静、悠闲与自在。当时学校的规模小，老师也不多，大家都相处得不错，学校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很重视。就拿我来说，1984年我去中山大学进修了一年，1986年去意大利进修了6个月，这些学习机会对提高我的专业水平及个人修养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一直对母校对我的培养深怀感激。
陈玲：1989年，学校安排教师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修一年，因为名额有限，须通过考试选拔。您幸运拔得头筹，获得前往英国进修的机会。这个机会，算是你生命的转折吗？你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叶益民：我去英国进修是教育部的名额。各种进修名额在其他学校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学校是省属的又不是重点学校，所以外出进修的名额确实少得可怜。本来是派我去挪威的，可能因为挪威的渔业比较发达吧，但是遗憾的是教育部找了一年也找不到接收我的单位，最后只好通知我说，你自己联系接收单位，但限于欧洲，这样我就联系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如果没有这次的进修机会也就不可能有读博士的可能，对我来说，这次机会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契机，没有这次进修就会，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与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
陈玲：一年进修后，您又选择自费留在英国读博士。导师支付了您读博士的学费和所有生活费，每年大概8000英镑。您则帮他做课题研究。能谈谈这段生活吗？
叶益民：我的导师叫John Beddington，他和当时刚从粮农组织渔业资源处处长位子（就是我现在的职位）退休回家的John Gulland在帝国理工学院新组建了一个可更新资源评估组。英国在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中战胜阿根廷后，为了显示主权加强了对福克兰群岛的管理和支持。渔业是该群岛的支柱产业，提供了百分之五十的GDP，渔业收入主要是靠卖捕鱼权给外国渔船，英国政府就把资源评估的工作教给了这个可更新资源评估组。当时我的导师就让我也参加这个工作，他给我奖学金做博士学位，我给他干点事，但很少。其实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博士学位，而是跟我导师学习了做事和科研的方法。我导师在国际渔业界名气很大、很有影响力，他在2008年到2013年是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家，因此他也从一个平民成为英国女皇封的一个爵士。
现在这个可更新资源评估组在世界渔业领域的人非常多。例如2009年我去纽约参加联大特别工作组会议，这个工作组的专家组的一个成员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在帝国理工的同事。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开会，碰到我一个同学，他现在是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可持续渔业组织的CEO，该组织有约1000名员工，项目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前不久我的一个同学到粮农来开会，我请他吃饭，以前我们读博士时候就在一个办公室，他现在正接替我导师是这个资源评估组的头。我们聊到一起做博士的年代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他手指我和他自己跟我说，想当年两John（一个是我的导师，一个是从粮农组织资源处长位子上退休回家的John）在世界渔业舞台上指点江山，而今就是你跟我了（他正好接管我导师当年的位置，而我正巧坐在粮农渔业资源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句话，感慨万千！
陈玲：读完博士您在上海海洋大学（原上海水产大学）做了教授，后来在一位香港教授的帮助下，您认识了科威特科学研究院院长，并得到破格录用。这段经历在您人生中有什么重大影响？聊聊这段生活好吗？
叶益民：做完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本来是要留我做博士后的，但很遗憾的是没能申请到工作许可，当时因为香港问题中英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不仅对中国人的工作许可控制得比较紧，而且规定申请不成两个月内必须离开英国。这样我就来到了原上海水产大学，那时学校还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对我也比较重视，几个校长都直接过问我的事情。我刚去的时候是副教授，两年后的1996年学校破格为我申请正教授，农业部正式批下来是1997年了，那时我已经在科威特，我是当时上水大最年轻的正教授。
我去科威特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国家鼓励海外回来的、在国内工作了两三年之后能再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工作以保证学术水平与国际前沿保持一致；第二，是当时原上海水产大学经费紧张，因为属农业部管辖，没有上海其他高校经费充足，因此学校鼓励教师创收。搞创收对食品与养殖类的专业比较容易，但对捕捞与资源专业就比较困难，那时有一个教师就是靠养金鱼卖来创收。我当时就向学院提出到国外去两年，每年向学院交一定的创收费，学院很快就答应了，因为这不失为一种双赢的办法，但是学校不同意，特别是两位校长，后来我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在当时国家政策下，他们只好答应，但只同意两年。在我出去后的三、四年中，水大一直把我当做水大的教师。申报课题什么的都把我列入其中，招博士生也列我为副指导老师。第二年我回水大度假，当时的校长、书记和几个处长请我吃饭，说服我能回水大，当时我确实感到他们那种求贤若渴的心意，而且他们还开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条件，但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我还是没能随他们的愿，对此我一直于心不安。我只能在这里对上水大几位校长和有关人员的大度、宽容和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我去科威特工作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1996年初我去北京参加亚洲水产年会，期间一位香港的教授告诉我科威特研究院的一个所长想找一个搞资源评估的人，他说这个位置你最合适，问我感不感兴趣。我当时也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想试试自己在“市场”上的价值，就给这位所长的房间打了一个电话，可是他告诉我他15分钟后就离开宾馆去机场了。我马上赶过去与他谈了5分钟，主要告诉他我有兴趣，想知道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交换了通讯方法。之后我回到上海因为忙于筹办一个水大与粮农组织的培训班，就把这事给忘记了。大概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来自科威特的传真（当时电子邮件在中国和科威特还不流行），说他还没收到我的申请，让我赶紧行动。我就回了一个传真提出申请，一个星期后他就来传真叫我去面试，由于办培训班和其他事情，我说能否把面试推迟到两个月后，他说不行，他们要尽快把这个事情定下来。我没办法只好答应尽快去办理签证，大概又过了不到两个星期，他给我来电话说，面试就免了，给你这个工作了。这让我很惊讶，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的导师很有名，而且他说你不错。
在科威特工作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在那里你可以只专注你的科研而不必为经费发愁，又有其他人员供你调用，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对虾渔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石油前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就是捕鱼业，如今虽然因石油富裕了，政府还是非常重视渔业，把渔业作为科威特的自然遗产来对待，投入资金和科研力量，力求达到渔业资源的永久可持续性。在研究院，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从欧美来的，也有亚洲国家的，如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工作环境不错，人际关系也挺好，我的老板一直对我很重视，每年的年终评级我都是最好的（在科威特年终会有评估，最高等级奖金是一个月工资）。2000年我要离开的时候老板找我谈了好几次，又是给我加工资，又是给我提职称，最后还把总部管我们的部长叫来说服我。当时考虑到我儿子的前途还是决定去澳大利亚，因为儿子马上要上高中了，到了澳大利亚，他上大学、找工作以及身份等都不会有问题。当时对我自己来说去澳大利亚也是一个较优的选择。最后他们同意让我走，但是让我找一个能胜任的人来顶替我的工作，后来我介绍了东海水产研究所的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那里工作。
陈玲：2000年您来到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工作，成为主任研究员，前后工作了9年。这段时光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
叶益民：2000年我到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研究院工作，这个院集结了联邦政府最强的研究力量，一共有7000多人，约有5000人有博士学位，共20个所，其中一个就是我工作的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这个所有约500人，分布在3个不同的城市。在这里我学到了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如何把研究的成果转为生产实用。在澳大利亚为渔业服务的研究经费均由捕鱼业来支付，所以不是向政府申请经费，做出研究写个报告就完了。搞资源评估，得根据捕捞的数据及科学调查的资料，利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提出最佳收获策略，然后把研究成果提交给一个资源评估组，由这个组来进行审核，如果不行，他们会建议你修改或者重做，审核通过后会由渔业管理决策委员会来做最后决定。如果你的收获策略被采纳，就会具体实施。资源评估组是以科学为重点的，而决策委员会则包括了许多与渔业相关的学科，比如环保、经济、政府行政、法律、渔民以及食品消费行业，以确保渔业的收获策略能够兼顾各行业的利益与考量，产生最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研究是与实际的渔业管理过程融合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闭门造车的事发生。当然在科威特的时候我们也直接参与渔业管理，但过程没有这么严谨、科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渔业管理是世界上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学会了如何在西方的体系里有效地管理员工与项目。文化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政府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都会使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项目方面有不同的考虑和方法。研究院有一套很完整的培训不同领导层次人员的领导能力的方案。这样的培训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靠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掌握的话会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些技能也为后来我在粮农的工作垫定了很好的基础。
至于说在澳大利亚是怎么度过的，我觉得那段时光是我们感觉最美好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生活的最佳地方。优美的自然环境，蓝天白云，海浪沙滩，特别是在我们住的布里斯班，夏天不是很热，冬天也不是很冷，澳大利亚人都热情好客，性情开朗，乐于助人，再加上它合理有效的社会服务体系如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等，这些都是很多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人包括政府都按章办事，而且效率很高。举一个例子，去年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开会，结果我的包被人抢跑了。我的相机、手机、钱包、护照和信用卡一扫而空，当时我站在世界著名的圣家堂大教堂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多么讽刺啊，在这庄严的教堂前，我身无分文，护照丢失，寸步难行。后来我打电话给澳大利亚的银行，他告诉我不用着急，银行可以从我的账户中把钱汇到离我旅馆最近的一个西联汇款站，而且两个小时内我就能收到。有了钱以后，我再去找澳大利亚大使馆，他们第二天就发给我一本应急护照，使我可以回罗马。效率之高，出乎我的想象。
思考与分享
陈玲：回首这些年的无数次转换工作地点和生活方式，您对您的选择是怎么评价的？您觉得您的事业和生活是否在您设定的轨道上运行？接下来的想法和打算？
叶益民：的确，我换过不少工作，也走过不少国家，至于说怎么评价很难说。我的性格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包括工作和生活，一直呆在一个地方看着相同的面孔进入同一个办公室，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我会觉得枯燥、无趣。当然除这些以外还要考虑到个人的事业、前途发展及家庭的需要，我觉得每次更换工作都是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弊之后的最佳选择。
至于说事业和生活是否在设定的轨道上，我觉得事业和生活一样没法预先设定，你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得失做出一个你认为最符合你想要的选择。当然任何一个选择都会影响你以后的轨迹，改变你一生的生活和事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握机会的重要性。其实，也只有这些才是你所能做的，至于其他，就只能交给上帝了。我说这些并不是意味着人不需要有理想和追求，理想和追求是每个人都要有的，否则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意义，可那是大的方向性的东西。人生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理想就是登上珠峰，生活就像登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好多小的山峰，你必须做很多的决定，或者说选择，走哪一条路，过哪一座峰，在你登上最高峰之前，你是看不到全景的，所以你只能基于局部的信息，做一个局部的选择，一步步地往前走。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登上珠峰的人毕竟很少，但这并不影响登山征服珠峰的乐趣。
陈玲：这些年，您遗憾过什么？欢喜过什么？感动过什么？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叶益民：我遗憾的是学了水产，喜欢的也是水产，感动的是看到我们的工作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说呢？学水产真的不是我的理想。文革过后第一届高考时只能填报三个志愿，志愿是高考登的时候就定的，而不是在成绩出来后才报。在高中的时候自我感觉不错，就报了3个很好的大学，心里又不是那么自信就填了服从分配，于是便服从分配到了水产学院。其实时隔半年后又有了第二次高考，我的许多同学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都进了名校，有的不久就出国深造了。义乌在内地，上大学前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对水产学院也没什么认识，自然也没什么兴趣，一直觉得自己不该学水产的。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水产工作，逐渐地，我也变成了除了水产之外什么都不会的水产专家，或者说在无奈中，或者说在逐渐的适应和自我再认识中，自己也喜欢上了水产，到了现在只有从事水产工作才能最大的体现我的价值。
我们现在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世界渔业的政策和方针，同时又可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升科技能力，发展可持续渔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在前面介绍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说过，粮农有很多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它们的渔业。每当我看到我们的项目成功地结出硕果，对当地社会、经济贡献力量的时候，我都会感动不已，也会为粮农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我们的项目大多在贫穷、偏远地区，看到他们的社会条件与生活状况，自然而然地会激起你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尽心尽职，大多数项目都极受当地人的欢迎。当地政府和民众总是对我们充满敬意和感激，这种时候我会倍加感动，其实我们只是做了我们的工作而已，而他们那种善良朴素的感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惜和感谢的。
陈玲：能否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建议？
叶益民：谈不上什么建议，分享一种感悟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每个人都渴望成功，这就是生活的动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生活色彩斑斓，富有意义。然而怎么算成功呢？不同的梦想、不同的追求、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成功，所以成功的定义是相对的，大可不必太过介意。一个人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你的努力和付出就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如果你是从事科学或技术类的工作，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现职工作做好，显现出你的最强能力或潜能，同时为了你的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更好的机会。做好现职工作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从你的现在所做，或者说你所做的成绩来判断你的能力、以及你能做什么。寻找新的机会，不光是为了找新的工作，它可以使你知道你所做的工作的市场行情以及你自己的市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你自己向更高、更具挑战性的方向迈进。否则你很可能会陶醉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做一个小池里的大鱼。所以在职业生涯上，你就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